8月，周恩来、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精神，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当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央政治局对待周恩来是严酷的。他们在国内决定组织南京暴动，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另一方面指责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没有将中国革命速度和群众运动高潮的经济基础说明”。他们致电国际声明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一再要他“速归”。他们在中央会上提出：“中央对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他们粗暴地对待周恩来，说是“过去没有抓紧恩来一切问题，这是我们的疏忽”，准备将周恩来调离中央领导岗位。
周恩来回国后，并不因为李立三犯了错误就对他简单粗暴地处理。他是与人为善的，从团结出发，从思想上说服教育，在工作上稳步纠正，采取同志式态度，对李立三不排斥，不要他靠边，而是一起讨论和改正。他先是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对形势的一致看法。在向忠发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后，周恩来帮助他起草了致共产国际的信，表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认识已经一致。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致长江局的三封信。9月1日的信中，指出“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9月4日的信中说：“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9月9日的信中指出：“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
在9月4日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决定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7月决议的指示，决定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所以，李立三的一些主要错误，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努力下，在三中全会前已经开始纠正了。
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中所犯的错误认真地作了检查。他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勇于承担责任，不文过饰非，有改正的决心，认识也是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三中全会上，仍让李立三被提名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后，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周恩来为他写信向共产国际请求。共产国际不准，坚持要李立三到国际去作检讨。李立三去后，曾被国际单方面的开除了党籍。但是中共中央并未接受。后来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仍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回到东北，周恩来当时正主持国共谈判的工作，立即委派李立三参加了东北地区的三人小组。
三中全会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的精神办事的，周恩来等贯彻执行得很正确。虽然三中全会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六届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三中全会指出李立三等犯了策略上冒险主义的错误，“左”倾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是同意这一认识的，远东局的同志在写给三中全会的信中说，读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从中国共产党内说，何孟雄虽然仍有意见，但在是否路线问题这一点上，他10月9日给中央的意见书中表示自己过去说“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这是“不正确的”，“夸大了中央的错误”。王明等在给中央的意见书中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认为立三错误只有“残余”了，“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应当“竭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争辩，免致妨害执行党的当前任务”，“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罗章龙是参加了三中全会的讨论的，对于报告和决议“并没有提出原则上不同意的意见”。
周恩来、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决定，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稳当妥贴地使中国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端正了方向，形成团结合作的气氛。三中全会后，全党可以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努力，扩大反“左”倾错误的成果，再图恢复和发展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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