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重实际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剩下的共产党人，擦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进行战斗，周恩来是一位重要领导者。经过两年艰苦工作，到1930年春，全国党员人数已超过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发展到十几个省内，建立了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七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
1930年，国内是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这年4月开始的中原大战，直打到11月。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混战的形势下，本来是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的。而且世界形势也有利于革命。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造成千百万工人失业和农民破产，引起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危机的恶果转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身上，又引起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所以，从国内、国际形势看，对党对革命都是很有利的。
可是，这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内，却发生了“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是同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的。1928年中共六大闭幕后，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所谓“第三时期”的观点，认为1928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到了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会上把反对右倾和反对“调和态度”当作各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任务。国际六大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这场斗争到1929年7月上旬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的第10次扩大会议发展到了顶点。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导致共产国际对各国革命的指导进一步“左”倾，这也和中国党内“左”倾错误的出现有重大关系。本来，中共六大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以致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而在共产国际“左”的指示影响下就更加发展和扩大了。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指出“在现在的环境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7月，共产国际执委十次全会上进一步发展了“第三时期”的理论，号召“对资本主义进攻”、“武装保护苏联”、“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这次会议对中国的估计是革命“高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号召在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认为当时已到“革命高潮底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与此有直接关联的是：1929年7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后关系更加恶化，从8月开始，苏联军队同东北张学良的军队在中苏边境接连发生战斗，到10月冲突达到了高峰。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要求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930年3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讲话说，中共不应“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提出需要“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4月，米夫在《真理报》发表《迎接中国即将来临的风暴》，号召中共“坚决的决斗”。5月31日又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反动派的危机和革命新高潮》，提出在工业中心城市酝酿政治大罢工。这些都可看出国际的精神。
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共产国际的“左”倾指示当时不可能对他不发生一定的影响，这反映在他的一些文章、言词和起草的文件中。但是周恩来的特点也是优点之一，是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因此一联系到实际工作，他在政治局中就同在国际影响下竭力要搞暴动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发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
1930年春，李立三提出要搞南京暴动，在中央会议上要军委进行讨论和部署。周恩来反对。李立三坚持。于是周恩来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进行分析研究，有曾中生、黄玠然等参加。南京的同志讲了军事工作、党的工作状况，大家认为暴动是困难的。最后，周恩来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主客观方面各种情况，认为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经中央同意，否决和制止了南京暴动。后来，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曾经说到：在过去政治局中，我同李立三是有争论的，我去年两次提出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定要反“左”倾；对革命高潮问题，我在江苏代表会上，在政治局中，都主张照共产国际的主张，中国现在已有革命高潮，但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
这种分歧，在现存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尽管十分简略，也能大致看出。如2月17日开的第76次会议上，李立三提出“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坚决决定”，“目前要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同时也要注意山东、满州工作的配合”，“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领导力量”。周恩来则强调这些地方工作的不足，说“江苏主要是农村不发展游击战争”、“武汉，农村要纠正地方主义，城市铁路、海员工作不够”，“满洲缺点，反帝束缚在反日的合法运动内，铁路工作不够，大连、抚顺工作没有。这样缺点不克服，决不能组织满洲武装暴动”。当时参加中央工作的李维汉也说过：“恩来出国前和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就有争论。”
在周恩来的反对下，李立三盲目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未能实现。1930年3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周恩来走后，李立三才得于6月11日在中央会议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对中国革命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同国内李立三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认为“革命的客观的条件的成熟”，“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周恩来在联共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对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只说是“正在成熟中”。李立三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周恩来说“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还有他不平衡的特点”。李立三强调“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作斗争。周恩来则认为“党内右倾仍成为目前主要的危险，……同时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和关门主义”。7月16日，周恩来在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大纲中也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主要是反右倾，但“伴着革命发展而产生也有‘左倾’盲动情绪与闭关主义”。6月12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周恩来则认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苏维埃的政权实现自广州公社后已成了半殖民地中国实际斗争的目标”，“要有决心的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与临时中央政权”。
周恩来的认识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但是，他同李立三的争论是艰巨而复杂的，因为李立三“左”的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左”的错误。从上述共产国际几个领导人的言论，也可看到周恩来在莫斯科需要作何等巨大的努力，才能说服国际同意纠正立三“左”倾错误。他在国际政治委员会一直讲了三天，这还引起了国内李立三中央对他的不满。
周恩来介绍了国内情况，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错误。周恩来、瞿秋白参加了国际执委对6月11日决议的讨论，和国际执委共同拟定了7月23日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应该停发6月11日决议和停止武装暴动，但并没有说它是路线错误，而是肯定“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却犯了部分的错误”。共产国际在决议中只从正面阐述了国际执委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党既然已有代表来了，而且共同讨论了，就希望他们回去纠正。
共产国际这样的决定比较合理，因为共产国际与李立三之间实际上并无根本的分歧，而且恰恰相反，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形成的。直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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